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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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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时间:2019-09-15 来源: 浏览:10320 次 字体大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闲置资金流向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我国股票、债券、保险等金融工具不断发展并逐渐趋于成熟,家庭投资方案变得复杂多样。2013年城市等级的公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三线城市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正是如此,本文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主线:首先,了解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其次,研究各个影响因素对投资选择的具体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可以提出建议。本文根据现有理论基础与研究成果提出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对调查问卷进行设计,收集浙江金华家庭投资选择的微观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统计分析、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假设的正确性进行检验,通过研究对研究主线中的前两个问题的做出解释,最后总结的得出研究结论,总结不足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 导论

(一)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的推层出新、革故鼎新。随着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人们越来越希望通过家庭闲置资金的合理配置来实现家庭资产的增值。于是家庭资产配置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际金融工具的队伍不断的壮大。家庭投资选择的作用与影响在金融市场上愈发的显著起来,家庭投资选择开始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景与宏观经济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家庭金融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已经在多国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家庭闲置资金流向金融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我国股票、债券、保险等金融工具不断发展并逐渐趋于成熟,家庭投资方案变得复杂多样起来。虽然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十分显著,但是仍然受到了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我国“家”文化由来已久,家庭观念已经深深的植根于居民的生活中,个体的言行往往会站在家庭利益之上,家庭投资决策者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亦是如此。因此,对于家庭投资选择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刺激经济复苏,还可以鼓励家庭合理、科学的进行投资选择、实现家庭资产的增长。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公布了我国400个城市分级状况,其中三线城市有73个。报道指出:三线城市多是中国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中心城市,人口过百万,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拥有自身的优势产业和一定的消费能力,虽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其综合竞争力还须进一步提高[1]。从该定义可见,三线城市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浙江省是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在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以民营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浙商精神”。位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在2013年的城市排名被归入到了三线城市行列,近年来浙中金华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不断推动经济的发展,2012年在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中位列33位,金华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进驻金华在挖掘商机的同时亦在推动着金华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因此,选取金华为例对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进行研究具有其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对于家庭投资选择的研究有利于从更深层次的了解并处理好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另一方面三线城市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研究三线城市居民家庭投资选择的特点,并全面分析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动家庭金融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对经济而言,对于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研究可以推动政府部门调节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为四、五线城市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对于居民而言,有利于促进三线城市居民合理分配闲置资金、优化投资结构。此外,通过了解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偏好可以减少资源浪费,推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机构理财方案合理改革并更具针对性。

综上所述,对于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金华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希望有个别到一般,通过分析了解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二) 研究构思及研究的创新之处

1. 研究构思

本文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用统计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利用微观数据对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希望通过调查了解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现状,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具体安排如下:

(1)国内外研究现状。通过各种合法渠道查阅相关文献并进行整理归纳,进而了解现阶段国内外对于家庭投资选择的研究状况,整合出国内外关于家庭投资的研究成果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通过了解我国现阶段相关研究的缺陷提出本文的改进思路。

(2)根据现有的国内外理论基础和实践研究经验,指出本文研究的假设前提;通过查阅国内外现有文献对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做出合理假设。

(3)此次研究参考现有理论成果进行问卷设计,以问卷形式获取浙江金华地区居民家庭投资选择的样本数据。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了解金华家庭投资选择的现状及特点,并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

(4)本文以金华为例对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此外,希望通过建模的形式分析得到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后,对本文所以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得出研究结论。

(5)对研究所得的结论进行比较,并结合实际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最后反思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总结经验教训指出研究缺陷。

2.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选取三线城市家庭投资作为调查研究的主体:

现有研究成果中将家庭投资作为研究主体的不在少数,但是由于学者考虑到我国当前存在的城乡差距等因素多采用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或是宏观数据,对于调查城市的选取多为省域内的省会城市或是经济发展优势明显的城市。另一方面,如今国内对三线城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房地产的方面,对于家庭投资状况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少数。

本文将研究对象选定为三线城市家庭投资,通过研究,希望在了解三线城市家庭投资现状的基础上,为三线城市居民提供相关建议,引导居民逐步完善投资结构,进而增强三线城市的经济实力及其综合竞争力。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2006年,Campell(2006)在美国金融年会上首次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进行研究[2]。虽然家庭金融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时间较短,但是在这之前,国外在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等方面的研究已然起步多年,为家庭金融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1. 生命周期理论(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1)1954年,Franco Modigliani(1954)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横截面的一种解释》一书中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Franco Modigliani(1954)把人生划分为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分阶段,认为家庭的支出与家庭一生的收入与息息相关,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不是一尘不变的。家庭投资决策者应该以理性消费和投资为前提,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以当期和预期收入为基础,对家庭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进行合理配置。

(2)在Franco Modigliani(1954)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了年龄和家庭投资选择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的观点,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是进入老年期时家庭投资会更倾向于低风险投资。Yoo(1994)使用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家庭的高风险投资尤其是股票在青年和中年时期会逐步增加,而在老年时期会逐步下降甚至不投资,整体呈驼峰状[3]。

2. 持久收入假说(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1956年,费里德曼(Miton Friedman,1956)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持久收入对消费者的消费起决定性作用。居民收入由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构成,并指出持久性消费和持久性收入之间存在比例关系,即从长期看来家庭消费的平均水平与其收入密切相关。

3.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

(1)1952年,美国金融学家马柯威茨(Harry M.Markowitz,1952)首次解释了投资分散化原理,这标志着资产组合理论的开端。它所建立的均值—方差模型将方差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分析了确定收益与风险的原理及方法,提出了优化配置投资组合的方法,认为在投资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证券对资产组合中总风险和总收益的影响[4]。

(2)1958年,托宾(James Tobin,1958)在马柯威茨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分离定律。他认为可以将投资者的决策分为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两部分,即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可以对风险资产进行选择,并确定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比例,需要注意的是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要分开考虑[5]。

(3)在1964年至1966年间,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1964)等人相继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将无风险收益与因承担系统风险而得的风险溢价之和定义为证券收益,认为系统性风险是不可降低的,但是非系统性风险是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投资来降低的[6]。

4. 其他理论基础

1979年行为金融学的开拓者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维斯基(Amos Tversky)提出了“展望理论”指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此后,Shefin(1994)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认为预期收益是由“行为贝塔”所决定的[7]。

工资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工资的高低会对家庭投资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外学者指出工资对家庭投资结构具有独特的财富效应。Merton(1971)提出在没有组合限制的前提下,未来工资可以实现资本化,同时工资属于无风险资产的一部分,这导致了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家庭投资选择会更倾向于低风险的投资[8]。Heaton、Lucas(2000)认为当居民面临较高的工资收入风险时会减少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9]。

Agnew(2003)认为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家庭的投资选择[10]。Faig和Shum(2004)研究发现家庭对于风险资产的投资选择会受到家庭对风险的厌恶程度的影响[11]。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研究指出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越高家庭选择风险资产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也就越高[12]。

(二)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家庭金融的重要性。纷纷从宏观或微观的层面,多角度的展开对家庭金融的研究。

1. 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

彭志龙(1998)在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的研究中发现,居民不断增加的金融资产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家庭金融资产与“软约束”等体制发生碰撞时会导致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13]。

范学俊(2006)研究发现股票市场与银行相比,股票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也正是这样有关机构需要加强引导家庭进行合理的投资选择和理性投资,从而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14]。

龙志和、周浩明(2000)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有着显著的预防性特征[15]。李建军、田光宁(2001)研究指出居民在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更倾向于持有储蓄性金融资产而不是具有较强流动性的金融资产;而当面临收入降低或者增长较慢的时期,则更倾向于持有具有较强流动性的、高收益的证券以及就有较高预期收益的保险类资产[16]。

袁志刚、冯俊(2005)通过研究说明了我国居民资产结构失衡的原因:现阶段我国风险资产发展的状况无法满足如今我国居民投资选择的需要,这样导致了我国银行储蓄具有了强制性的特点[17]。

2. 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随着国内对家庭金融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渐渐意识到仅仅依赖于宏观数据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更具有针对性的微观数据,希望通过对微观数据的研究分析深入了解家庭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内容。

史代敏、宋艳(2005)利用2002年成都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受到我国市场上贫乏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总量不过等方面的限制,我国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会因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而进一步增大[18]。吴卫星、齐天翔(2007)分析了我国居民在股票市场的参与度以及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家庭的收入水平会影响居民的参与积极性,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家庭投资中表现的不太显著,而“挤出效应”则被明显的展示出来[19]。

李涛(2006)研究得到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机构的信任程度都会影响居民对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其中社会活动对推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作用尤其显著[20]。邹红、喻开志(2009)经过调查指出职业、收入、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等都会对家庭投资选择产生影响[21]。邢大伟(2009)通过收集江苏扬州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教育文化程度以及投资成本高低阻碍农村家庭投资选择的主要因素[22]。

桂忠琴(2010)研究表明与国外相比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仍然不成熟,相对单一的金融工具会限制我国居民的家庭投资选择[23]。刘茂彬(2012)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目前我国家庭投资的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房产对居民家庭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不断增强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意见[24]。

由于我国缺乏较为权威的微观数据调查机构,这使得我国从微观角度对家庭投资选择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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